第二，实时把握技术形势，及时、充分地了解国际标准的动态变化并准确把握国际形势，持续推进深化多双边合作。在巩固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同时，更好地利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RCEP等重点项目，探索建立区域化质量服务合作组织，填补“一带一路”和RCEP等质量服务供给机制的空白。我国全面参与并争取主导一些合格评定的建设工作，推动合格评定国际多边组织的发展完善和作用发挥，促进政府机构、企业乃至国家间的技术标准、法规的互联互通。从政府、合格评定机构、协会企业等多层次开展境内外合格评定合作，依托贸易需求，推动合格评定制度协调互认。

第三，在推进互认过程中，要尽可能利用好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。行业协会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，不属于政府的管理体系，而是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。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制定和执行行业标准、认证以及检验检疫，促进世界各大企业的贸易合作。同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行业协会总体发展水平很低，组织力量薄弱，因此，当我国企业在与他国在国际贸易中发生摩擦时，行业协会不能有效地起到解决争端、维护本国利益的作用。所以，我国政府应大力发易行业协会的作用，规范技术法规、为企业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、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国外产品大量进入、帮助本国出口企业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措施。

第四，做好国际质量认证互认推进策略。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和产品的经验，将国家合格评定措施按照互认成熟度进行分类，明确不同阵营、梯队关键指标的差异性。一是借鉴我国已签署的相互承认协定，归类整理我国与不同国家存在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上的高度相似之处。二是在大框架下通过《产品合格评定结果相互承认评价指南》，将不同的国家区域划分为不同梯队，结合贸易情况，牵头制定区域协议，建立有效的、有针对性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简化互认程序、扩大授权范围等。三是向缺乏合格评定措施的国家和区域输出我国的合格评定措施，加强合格评定技术援助和培训，加快融合标准认证一体化建设，注重标准化“脱虚向实”，使标准制定、检测认证、更高标准需求的运行模式成为良性循环，提升全球信誉，打造国际认证品牌。

第五，在5G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我国领先于世界的新兴产业领域，探索信息化、数字化等工业新趋势下的质量提升技术革命、制度革命。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、标准制定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国际合作，扩大我国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的影响力。此外，大力推进质量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发展，通过建设检测认证云服务平台、质量大数据平台推动传统质量认证模式朝数据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方向转变，从而减少国际质量认证的各项成本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认证认可数据和信息资源存在“信息孤岛”“数字鸿沟”等问题，基础信息散而乱、文本语言转换、信息数据共享、新管理软件开发等技术问题亟需突破，借助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领先优势，可解决“数据主权”“信息边疆”的数据系统技术措施问题。例如，通过建设认证认可大数据平台，实现认证认可数据信息共享平台“自造血、持续发展”，形成互联网+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新业态，促进认证认可数据系统“共建、共享、共赢”，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，有效降低贸易成本。这对我国协调好合格评定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要求的意义极为深远。